李峻岫丨《孟子音義》影宋抄本考校——兼論宋蜀刻大字本之刊刻質量及文獻價值
注：本文发表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峻岫老师授权发布！
【關鍵詞】 《孟子音義》 影宋抄本 校勘 宋蜀刻大字本
據史料記載，《孟子音義》最早刊行於北宋大中祥符七年，由國子監刊行。[2]哲宗元符元年（1098），太學録鄧珫又乞選官刊正《孟子音義》。[3]宋元書目，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等皆著録《孟子音義》二卷。惜《孟子音義》之宋本流傳不廣，明清之際僅存一二，據文獻記載，爲宋蜀刻大字本。[4]嘉慶時黃丕烈嘗歎“欲求宋本面目，邈不可見矣”，又聽聞“宋刻真本在揚州某家，五硯樓主人曾見之”，[5]今則不知所在。宋蜀刻大字本《孟子》現存《續古逸叢書》及《四部叢刊》民國時影印本，另《春秋經傳集解》、《周禮》及《禮記》皆有宋蜀刻大字本存世，學界一般認爲這四種經注本是孝宗時蜀學官刻經書之一，蓋即《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說“蜀學重刊大字本”。[6]《孟子音義》雖宋本無存，但尚存毛扆汲古閣影宋抄本（下文簡稱毛本），該本避宋諱，且避至孝宗“慎”字（詳見下文），與蜀大字本《孟子》避諱下限相同，可知二者刊刻時間大體一致，均在孝宗朝，很可能是同時刊刻。另，與毛本《孟子音義》同册的《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二種，版式、行款、字體皆同；均避宋諱，《論語音義》避至“慎”字，且避孝宗“瑗”字諱。《古逸叢書》收録的咸豐年間潘錫爵影寫宋蜀刻大字本《尚書釋音》亦與前述三種《音義》版式、行款、字體相同，[7]避宋諱至“慎”字，不避“惇”字。另，蜀刻本《孟子音義》雖較《孟子》行款稍密（前者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後者半頁八行，行十六字），但從單字規格來看，仍屬大字本範疇。[8]毛本《音義》卷末毛扆題識“從蜀本大字宋板影寫”，以及士禮居影刻本卷末黃丕烈跋“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云云，可證此蜀本清代學者皆以大字本視之。綜上可以推知，孝宗時蜀地除刊刻大字本群經經注外，還曾刊刻過單經之大字本《釋文》或《音義》。
清代隨著樸學之風的興起，對古注舊本日漸重視，著意恢復和保存宋元舊籍，遂湧現出多部影抄、影刻、校刻之本。現存版本中，抄本有清初毛本、清宮天禄琳瑯藏影宋抄本（下文簡稱天禄本）、乾隆間《四庫全書》本（下文簡稱四庫本）、朱邦衡手校抄本等，刻本有康熙間《通志堂經解》本（下文簡稱通志堂本）、乾隆間孔繼涵《微波榭叢書》本（下文簡稱孔本）、韓岱雲刻本（下文簡稱韓本）、盧文弨龍城書院刻本（下文簡稱盧本）、嘉慶間黃丕烈影刻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下文簡稱黃本）、道光間許瀚校刻甘泉汪氏藏影宋本（下文簡稱許本）、咸豐間《粵雅堂叢書》本（下文簡稱粵本）等。在《孟子音義》宋刻本已無存的情況下，清代的幾種影宋抄本就顯得彌足珍貴，因其最能保存宋本原貌。其餘眾本，如通志堂本、孔本等校刻本或四庫本等抄本，雖亦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宋本，但均經過不同程度的校改。
影宋抄本依宋本原貌摹寫，因其追摹宋刻，與宋本酷肖，能存古本舊貌，故爲世人所珍視。乾隆時期編纂的《欽定天禄琳瑯書目》，就將“影宋鈔本”置於宋版之後、元版之前，影宋抄本的裝幀亦與宋版、金版書相同，其對影宋本價值之推重可見一斑。[9]毛氏汲古閣之影抄本，因其紙墨精良，毫髮畢肖，向来被視爲“下真跡一等”，是影宋抄本中的佼佼者。今傳世之毛本《孟子音義》點畫如漆，古雅精工，當爲汲古閣精抄之本。陳鱣曾見《孝經》《論語》《孟子》三種《音義》的毛抄合裝本，跋其中之一《論語音義》云，“墨妙筆精，與宋刻真本無異”。[10]但仔細核檢毛本《孟子音義》，其中訛誤卻不少見。關於《孟子音義》影宋本的質量，已有學者研究指出，清人即有兩種不同評價。[11]一種是以陳鱣爲代表的，認爲影宋本文字較其他刻本爲善。陳氏跋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孟子音義》（下文簡稱錢本）中提出，“今以昆山徐氏、餘姚盧氏、曲阜孔氏、安邱韓氏諸刻互證，惟此本爲善”。[12]一種則是段玉裁《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中指出的，黃本中有不少疏誤，可見其所據之蜀本“亦未盡善”。[13]
陳鱣所舉影宋本之善僅兩處例證，且不具代表性，[14]而段玉裁所述則甚爲詳實，今將段氏所列黃本之疏誤詳録如下：
段玉裁列舉了十餘條黃本之誤，多以誤字爲主，且注意辨明原書之誤與版刻之誤。當然其中也有將黃本不誤而反認作誤字者，如《滕文公上》“放勲曰”，段氏云：“‘或作日’，日乃曰之誤。”實則細審之，黃本即作“曰”。同篇“倍之”條，段氏云：“‘丁云：義當作借，古字借用耳’，借乃偝之誤。”實則黃本即作“偝”，右半部上“北”字書寫類“昔”字上半部，故易誤認作“借”。又，《盡心上》“欿然”條，“然”未必是“欲”字之誤，其他諸本亦未有作“欲”字者。另外，“構”字多次出現，有的避諱闕末筆，有的未避諱，此亦不能作爲是否初刻本之依據。不過總的來看，黃本確實誤字頗多，并非如黃跋所說僅有“一二誤字”。[16]
無論陳鱣所褒揚還是段玉裁所舉證之誤字，皆是就錢本或據錢本影刻之黃本而言，毛本及其他影宋抄本是否亦存在同樣的訛誤？這些訛誤究竟是影抄導致，還是如段氏所說，“是可以見述古底本非善刻也”，[17]亦即是所據宋本自身的問題？換而言之，現存幾種影宋本是否能真實完整地反映宋本原貌？欲破除這些疑問，只有深入文本、校勘諸本文字才能有所解答。目前學界雖對《孟子音義》的版本及校勘有所探討，[18]但對清宮天禄琳瑯舊藏影宋抄本尚缺乏關注，對幾部影宋本之間的異同、源流及其與宋刻底本的關係鮮少探討，因此在異文比勘、版本質量、文獻價值上還有深入拓展和研究的必要。以下本文先對現存的三部影宋抄本——毛本、錢本（存黃丕烈影刻本）、天禄本的面貌特徵及流傳情況逐一進行考述；再通過校勘，列出三本之異文及其訛誤，並對勘現存幾部通行本（通志堂本、孔本、韓本、四庫本、盧本、許本、粵本），在此基礎上，對影宋三本的異同及其源流關係加以分析，並嘗試對其所據底本，即宋蜀刻大字本《孟子音義》的刊刻質量和文獻價值做出估量和評價。
（一）汲古閣影宋抄本
汲古閣是明末清初江蘇常熟藏書家毛晉（1599-1659）之藏書刻書處，所藏多宋元舊槧秘籍，其刻書之規模、影響爲歷代私家刻書之首，而其影宋元抄本繕寫精良，尤爲世所重，號爲“毛抄本”。毛晉幼子毛扆（1640-1713），字斧季，繼承其父志業，所刻書、抄書仍以汲古閣爲號。
汲古閣毛扆影宋抄本是現存《孟子音義》諸本中最早據宋本原樣影抄的版本，今藏蘇州圖書館。該本爲《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孟子音義》三種之合裝本，封面題簽“陸德明孝經論語音義 孫奭等孟子音義 趙歧孟子篇敘 蜀本大字宋板影寫”。三種《音義》，包括《孟子音義》後附《孟子篇敘》皆據宋蜀刻大字本影寫。半頁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孟子音義》版心題“孟音”及卷第、頁次。其行款格式應是原樣照録宋本。首列“孟子音義序”，次孫奭銜名。鈐毛氏“宋本”、“希世之珍”、“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諸印，毛扆對此本的珍愛程度可見一斑。後該本又經虞山席鑒、蘇州周錫瓚香嚴書屋、汪氏藝芸書舍收藏，[19]鈐“席氏玉照”、“席鑑之印”、“萸山珍本”、“長洲汪駿昌印”、“雅庭”等藏印。（見圖一）
圖一 汲古閣影宋抄本《孟子音義》卷端（《蘇州圖書館古籍
珍本叢刊》之《三經音義》）蘇州圖書館藏
該本後附趙岐《孟子篇敘》一篇，末有毛扆跋，敘其得《孟子篇敘》經過：“余在京師得宋本《孟子音義》，發而讀之，其條目有‘孟子篇敘’，注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茫然不知所謂。書賈又挾北宋板《章句》求售，亦係蜀本大字，皆章丘李氏開先藏書也。卷末有《篇敘》之文，狂喜叫絕，令僮子影寫攜歸，附於音釋之後，後人勿易視之也。虞山毛扆識。”可知《孟子音義》及《篇敘》皆據章丘李開先（號中麓）所藏宋蜀刻大字本影抄。毛扆《五色線跋》中自云“辛酉夏日，余訪書於章邱李氏中麓先生之後”，[20]因此一般認爲毛扆北上訪書的時間當是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前後。[21]《孟子音義下》末頁題識曰“虞山毛氏從蜀本大字宋板影寫謹藏於汲古閣”，《孟子篇敘》末行亦有同樣題識，可從側面說明二者是分別影抄的。
該本保留宋諱，“玹”“眩”“玄”“殷”“畜”“桓”“構”“彀”“慎”等字皆缺末筆，但避諱不甚嚴，如“徵”字不避諱，“構”有避有不避。《孟子篇敘》首行保留“孟子卷第十四”大題，行款不同於《音義》，爲半頁八行，小字雙行二十一字，且版心下方書“関西”二字，與影印蜀大字本《孟子》行款、格式、字體一致，可見《篇敘》亦是完全依照蜀大字本原樣抄録。
三種《音義》合裝本自明代即見著録，明楊士奇等所撰《文淵閣書目》卷一著録“《孝經論孟音義》一部一册”及“《論語音義》一部一册”；[22]明錢溥《秘閣書目》同樣既著録《孝經論孟音義》，也著録《論語音義》，[23]說明至晚明代前期即有三種《音義》合裝本，同時亦有單行本。可見毛抄三種《音義》合裝本的確淵源有自，但儘管如此，合裝本卻未必即是毛抄本之最初裝幀形態。後文論及的天禄琳瑯藏影宋抄本係《孟子》與《孟子音義》同函、《音義》附後，此樣式大概頗能反映宋本《孟子》及《音義》的原始裝幀形式，即《孟子音義》附於《孟子》後，與之並行。清人書目著録中曾談及此，恰相印證。如勞權稱錢本影抄自“蜀大字本《孟子章句》後附《音義》”。[24]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續録》云：“單注季氏有北宋蜀大字本，附《音義》，最佳。”[25]又，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乾隆時朱邦衡手校抄本《孟子章指》和《孟子音義》，二抄本卷端、卷末均有朱氏題識，《章指》卷端批注影宋抄本《孟子》行款，卷末題曰“乾隆丙午端午以汲古主人影宋蜀大字本比校一過”；《音義》卷端批注影宋抄本《孟子音義》行款，且稱其“附《孟子》卷末，另爲一册”，卷末題曰“乾隆丙午四月十七燈下以汲古閣影宋鈔本挍一遍”。可見乾隆丙午（1786）朱氏曾借汲古閣影宋抄本《孟子》及《音義》校勘其抄本，且當時朱氏所見毛本《孟子音義》尚附於《孟子》之後。由此可知，毛本《孟子音義》原本附於影宋抄本《孟子》後，這應是毛本仿照宋蜀刻大字本而來的最初裝幀形態，亦是宋代監本之舊式。至嘉慶年間，黃丕烈影刻《孟子音義》時稱“香嚴本尚有《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各一卷，與《孟子音義》合裝一册”，[26]同時之陳鱣目見此本，亦稱《論語音義》“與《孝經音義》《孟子音義》同一格式，合裝一册”。[27]黃、陳二人經眼時，該本皆已入藏周錫瓚處，可見周氏收藏時已同於今日所見三《音義》合訂的樣貌。合裝本蓋係毛本《孟子》與《孟子音義》分別散出後，後之藏家重新改裝的結果。毛本《音義》乾隆後期至嘉慶時期的收藏者即爲周錫瓚，推測三《音義》合訂很可能是周氏所爲。[28]
（二）錢曾述古堂影抄本及黃丕烈士禮居影刻本
毛扆同鄉錢曾（1629-1702），字遵王，號也是翁，家富藏書，多宋元善本，藏書室號述古堂、也是園，亦以影抄宋本聞名。所著《讀書敏求記》卷一之上著録“孫奭《孟子音義》二卷”，道光時藏書家勞權云“係蜀大字本《孟子章句》後附《音義》，此本即從此影鈔”，[29]可知錢曾同樣影抄過宋蜀刻大字本《孟子音義》。錢氏提要曰“《篇敘》世罕見之，藏書家宜廣其傳”云云，[30]可知錢本亦有《孟子篇敘》。陳鱣曾見此本，記録其首頁銜名格式及行款，“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與毛本相同；且該本“每後半葉格外上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細楷十字”。[31]
乾嘉時期，錢本在江南士人中有過借抄和傳刻。海寧吴騫跋汲古閣本《孟子注疏》云，“予求《篇敘》久而未獲，偶以新得《孟子外書》四篇攜示鮑君以文，亦出《孟子音義》抄本見示，蓋即錢氏之本，而爲武原友人吾君以方所手録也”，遂據此吾氏抄本《音義》後附《篇敘》，補抄於汲古閣本《孟子注疏》後。[32]又，《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二亦著録“《孟子音義》二卷”，“影宋寫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五字。闌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小字一行，亦大末吾氏據述古堂影宋本影鈔者也。有‘大梅秘玩’朱文印。（己巳）”[33]傅增湘所言“大末吾氏”，即吴騫所云武原友人吾以方。大末，即大末縣，今浙江龍游，乃吾氏元代先祖吾丘衍之籍貫地。可見錢本又有吾氏抄本，後經鮑廷博收藏，吴氏、傅氏諸人所經眼。但無論是錢本原本還是吾氏抄本皆已不知所蹤，幸賴有嘉慶年間黃丕烈影刻錢本，可間接睹錢本面貌。
據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黃氏偶得錢曾述古堂藏影宋抄本而刻之，又據周錫瓚香嚴書屋藏汲古閣影宋抄本校勘，二本“同出一源”，差別微小；但《孟子篇敘》首行“孟子卷第十四”六字，“錢鈔已削之，非其舊矣”，不若毛本一仍舊觀。黃跋又云：“再香嚴本尚有《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各一卷，與《孟子音義》合裝一册。兹就余所有刻之，餘二種尚須倩工模寫，願以異日。”因見周錫瓚藏本三種《音義》合裝一册，遂擬異日再據周藏本影寫《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二種。據該跋，黃氏影刻述古堂藏本《孟子音義》，時在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34]今存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士禮居影宋本《三經音義》，扉頁牌記云：“《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各一卷，香嚴書屋藏汲古閣影宋鈔本，士禮居倩人影寫重雕，癸酉新秋工竣并記。”可知四年後黃氏確從周錫瓚處借得後兩種《音義》影刻之，合稱《三經音義》。《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首頁之毛氏、席氏鈐章亦一併影刻。是黃刻《孟子音義》既有初刻單行本，又有後來與其他兩種《音義》合刻之《三經音義》本。今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孟子音義》本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錢綺題記，曰“余既得《三經音義》，復得此初刻單行《孟子音義》”云云，[35]可知傅圖藏本即爲士禮居初刻單行本。
今觀嘉慶十八年黃氏士禮居影刻本，框外左上保留書耳“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行款同毛本，文字樣貌亦與毛本十分接近。（見圖二）《孟子篇敘》占一整頁，首行確無“孟子卷第十四”六字，而始於小字“孟子篇敘”篇題，且版心下無“關西”二字，與毛本不同；後半葉框外書耳亦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見圖三）黃氏用毛本校過後，稱“卷中有一二誤字，兩本多同，當是宋刊原有，且文義顯然，讀者自辨，弗敢改易，致失其真”。[36]前引段玉裁《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中曾指出，《梁惠王下》“鄒與魯鬨”條，從“鬥”之字皆誤作從“門”。朱邦衡抄本此條原作“鬥”不誤，但硃筆皆改作“門”，蓋朱氏據毛本對校時所改。黃丕烈於朱本當頁批校云：“玩注‘從門下者’、‘與門不同’云云，文理原當作‘鬥’，今硃筆所改從‘門’者皆非，疑當仍改從‘鬥’。想影鈔者誤耳，未必宋本之如是也。”足見黃氏乾隆間批校朱本時已意識到影宋本此條之誤，但後來影刻錢本時黄氏並未校改，這當然同其“弗敢改易，致失其真”的影刻原則是相關的。可見此本黃氏應是完全依照錢本原樣影刻的，即便有誤字亦未作校改，反映的應即錢本原貌。[37]
（三） 清宫天禄琳瑯藏影宋抄本
《天禄琳瑯書目後編》卷八“影宋鈔諸部”收録：“《孟子》，一函八册。趙岐注，孫奭音義，見前。與上影鈔《孟子》（筆者按：指《後編》上條毛氏汲古閣影鈔旴郡翻刻廖本）另本，版式較闊大，鈔校工細。”[38]該本今藏國家圖書館，著録爲清初影宋抄本。《孟子》趙注存卷一至四、七至十四，凡十二卷、六册，闕卷五、六一册；《孟子音義》二卷，一册。爲清宮藍色織錦書衣，開本闊大。每册封面，包括《音義》，皆題簽“趙注孟子”，內鈐“大三璽”及“天禄繼鑑”、“乾隆御覽之寶”、“天禄琳瑯”諸印，《孟子音義》卷末又有“彭城仲子審定”及“曾在趙元方家”、“趙鈁珍藏”、“一廛十駕”印。可知該本清初曾經徐乾學次子徐炯收藏，後入藏清宮天禄琳瑯，出清宮後爲近代藏書家趙鈁（1905-1984）所藏，後捐與北京圖書館。[39]
該本《孟子》行款版式與今存影印宋蜀刻大字本相同，字體風格一致，《孟子音義》之行款版式、字體風格亦與毛本、錢本基本一致，可知也是影抄自宋蜀刻大字本。但該本《音義》後未附《孟子篇敘》。紙墨瑩潔，抄寫精審，其書寫點畫風格與毛本、錢本大同而小異，相比之下，某些字的書寫特徵更具蜀大字本特質，如徵、惴、揣等山字部首往右下歪斜，“上”字短橫上挑，“以”字第二筆點上挑連筆等，這些書風上較毛本、錢本更突出，而與影印宋蜀刻大字本《孟子》相同。（見圖四）
按徐炯（1657-1722），字章仲，號自彊，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至山東提學使、直隸巡道等。繼承傳是樓藏書，勤於訪購舊籍。傳世樓抄録之書亦復不少，此本或爲徐氏家抄之本，但無徐乾學藏書印記，僅有徐炯鈐印，當非徐氏父子遞藏之書，而是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學去世後徐炯抄録收藏之本。今國圖藏清初影抄元相臺岳氏刻本《孝經》，有“傳是樓”、“徐炯珍藏祕籍”、“徐仲子”等鈐印，亦有“彭城仲子審定”印，與該《孟子音義》抄本情況近似，同爲徐炯抄録收藏本。繆荃孫曾收藏，並稱其“摹寫極精”。何焯《跋孟子音義》云：“《篇敘》自世綵堂以下諸刻皆闕，毛丈斧季爲東海司寇購得章邱李中麓少卿所藏北宋本乃有之，余又傳於毛氏也。”[40]按，東海司寇即徐乾學，據何氏說，則毛扆所購李開先藏本《孟子音義》後爲徐乾學所得。[41]那麼此抄本是否有可能爲徐炯在世時影抄傳是樓家藏之李開先傳本？惜文獻闕如，亦不得而知。
除以上三種影抄本外，今天津圖書館尚藏有一部《孟子音義》抄本。據天津圖書館館藏著録，行款版式爲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中書“孟音”及卷次。鈐“徐維則讀書記”朱方印。徐維則（1867—1919），浙江紹興人。字仲咫，號以愻（又作以孫、貽孫），繼承其父徐友蘭之藏書事業，治金石目録之學。撰有《述史樓書目》等，輯刻《鑄學齋叢書》。該本之行款版式與毛本基本相同，疑亦爲影抄宋本。因館區修繕，未能查閱。
又，前面曾提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乾隆朱邦衡手校抄本《孟子音義》，該本無板框、界行，行款爲半頁十一行，行大字十六，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其行款與上述影宋本不同，字體亦不類宋本，且很少避宋諱，抄寫筆跡較爲率意，可知非影抄之本。黃丕烈乾隆庚戌（1790）春訪朱氏，曾據戴震刻《孟子音義》（按，即孔本）校讀此本，云其爲“手鈔影宋鈔本”。惜未知所出底本究竟爲何。朱氏曾據毛本校録此本，其與毛本不同處用硃筆標示，從異文來看，其所據底本與以上所論三種影宋抄本皆有不同。另，國圖藏有一抄本，附於清康熙刻《通志堂經解》本《經典釋文》之後，半頁十一行，行大字十七，小字雙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有清何煌校跋。經筆者目驗，此本當爲抄寫通志堂本《孟子音義》，亦非影宋本。
爲了對影宋諸本的文本異同、異文正誤及版本關係有清晰深入的認識，本文將毛本與黃本、天禄本進行對勘，將影宋三本文字不同者列爲表一，影宋三本皆誤者列爲表二，附於文末，同時校以清代幾部通行本（通志堂本、孔本、韓本、四庫本、盧本、許本、粵本），以見諸本與影宋本之異同。[42]元旴郡翻刻宋廖瑩中世綵堂本《孟子》、[43]日本覆宋本《音注孟子》[44]皆爲附釋音本，所録孫奭《音義》保留了宋元古本面貌，對判斷異文正誤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而作爲參校。清代學者於《音義》有數種校勘成果，如阮元《孟子音義校勘記》、繆荃孫《孟子音義札記》、《粵雅堂叢書》本曾冕士校等，本文亦加以吸收和借鑒。參校文獻情況酌情列入備注，以供讀者參考。
（一）毛本、錢本之異同及關係
表一統計毛本、黃本、天禄本文字不同者，凡36條。其中黃本與毛本不同者僅3條，即第17條毛本“”，黃本作“湼”；第23條毛本“<日+閒>”，黃本作“<日+間>”；第27條“音”字，毛本字殘，黃本不殘。此外，毛本、黃本還有兩種避諱字情況不同，未列入表中，即黃本“丘”字皆缺筆避諱，毛本不避，天禄本同毛本；《梁惠王章句下》“聞與”條“慎”字，毛本、天禄本缺末筆避諱，黃本不避。可見黃本（亦可說是錢本）與毛本之間差別甚小，除卻上文所述及《孟子篇敘》的個別細節不同外，二本正文部分僅極少量文字小異。
關於錢本之底本來源，上文已述及，錢本同毛本一樣，亦是影抄自蜀大字本《音義》。而錢本與毛本面貌如此相近，很可能係影抄自同一本。錢曾與毛晉、毛扆父子爲世交，過從甚密。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夢粱録跋》云：
可見康熙二十年前後，毛扆北上訪書返回常熟後，嘗邀錢曾觀覽，且非常慷慨地將所購秘本借給錢曾，以供抄寫，錢曾因而得以次第借歸，“十鈔五六”。《夢粱録》即爲其中之一，亦是毛扆北上所購李開先藏書。雖然《孟子音義》在錢曾書目中未注明來源，但推測很可能也是這次毛扆北上購書後，錢曾借歸“十鈔五六”中之一部。尤可注意者是，《孟子篇敘》本非《音義》原有，而是最早由毛扆據蜀大字本《孟子》抄録，附於《音義》之後。毛本之外，現存諸抄本、刻本中僅錢本（黃本）同樣有《篇敘》一文，蓋亦可爲錢本源於毛扆藏本之佐證。
（二）天禄本之異文及來源
表一36條中，第4條毛本、黃本及諸本“橈”字，天禄本作“撓”，“撓”通“橈”，“橈”爲橈屈義本字；第12、32、35條係天禄本字誤；[46]第16條毛本、黃本“
表二統計天禄本與毛本、黃本同誤者，凡57條。其中影宋三本誤，其他諸本皆是者21條；三本誤，其他諸本正誤參錯者33條；眾本皆誤者3條（第25、44、54條）。三本之誤，主要集中在誤字、脫文、條目先後錯置三個方面。其中脫文者有6條（第9、11、15、16、21、23），條目先後錯置者有4條（第2、35、37、45），其餘大半皆爲誤字，而尤以形近訛字爲主。不難看出，雖然表一中天禄本已經避免了一些毛本、黃本中的形訛誤字，如“礻衤”、“目月”、“日目”、“扌木”之類的部首錯訛，但三本仍共存不少相似情形的誤字，其他如“束朿”、“阝卩”、“巳（氾的右半邊）”、“門鬥”等形近之誤亦是多次出現。
綜合表一、表二可知，天禄本較毛本、黃本少了29條文字錯訛，新增誤字3條，文字質量稍優於後二者。但總體來看，三本各種闕脫訛誤確實不少，毛、黃二本各有80餘條，天禄本爲60條。那麼這種種錯訛究竟是影抄所致，還是宋本原有？從異文統計來看，毛本和黃本影刻的錢本兩種影抄本的錯訛情況基本一致，而且據上文考論，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宋本，那麼毛、錢二本共有的錯訛應該就是所據底本即宋蜀刻大字本原有的，而非抄録致誤。天禄本的文字質量稍優於二本，其異文來源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抄寫過程中有意校改部分誤字闕字；一種是所據底本不同與毛、錢二本，爲另一宋蜀大字印本。據元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記載，宋代蜀地刊刻經書中大字本有“蜀大字舊本”和“蜀學重刊大字本”[50]，天禄本的異文是否因係不同刊本而引起的文字差異？
筆者考察認爲，天禄本異文係抄寫過程中校改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一，天禄本同毛、黃本雖然有一些文字差異，但行款版式完全相同，文字特徵也大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可注意者是一些細微特徵上的相同點。如《梁惠王上》“賈”字條， “賈”字上半部“覀”中多一橫；“魯閧”條兩“構”字，上“構”字避諱缺末筆，下“構”字不避；《公孫丑上》“輔相”條，兩“輔”字條目標目字有末筆點，注文則無，以上三種情況三本皆同。這意味著天禄本與毛、錢二本所據底本係出同源，即便底本具體版本有別，也只能是關係極近的同一蜀本的不同印本，僅替換過一些版片或局部修版。
二，天禄本與毛、黃本的三十多條異文，分佈在不同篇卷（涉及十卷及《孟子題辭》）及版葉，呈分散性狀態，並沒有集中出現在個別版葉。因此，基本可排除天禄本異文是因所據底本替換部分版片或局部修版造成的可能性。
三，天禄本《孟子音義》附於《孟子》之後，二書同函且裝幀、題簽一致，當爲同時抄録。因此，天禄本《孟子》與宋蜀刻大字本的關係應當可以爲我們判定《孟子音義》的異文來源提供借鑒。筆者將天禄本《孟子》與《續古逸叢書》影印宋蜀刻大字本核校，發現天禄本有個別文字與影印本不同，但二本的版式行款、字體風格、避諱缺筆相同，尤其在一些細微的版刻特徵上也完全一致，如多數版心下方題“關西”二字，且頁碼相同；[51]卷十三頁一、二版心上方有“民”字，下有“關西”，頁五版心下有“民”字；卷四末頁因正文滿頁，爲節約版片而省去卷末尾題，於末行最下端代之以“卷末”的花魚尾標識；卷十頁三上行一“聖之事”，“聖”字下空半格；卷十一頁十四下倒數行一“飲食思”三字擠刻；一些文字較爲特殊的書寫筆劃特徵也相同。鑒於上述版刻特徵尤其是細微特殊之處二本完全相同，可知天禄本《孟子》所據底本應與《續古逸叢書》影印底本同版，天禄本《孟子》呈現的個別異文應當是抄寫時有意校改或無意疏誤所致。進而可以推斷，天禄本《孟子音義》的異文也應當是抄寫時有意校改或無意疏誤所致，而非底本是不同刊本、印本造成，其底本當與毛、錢二本相同或同源。當然，天禄本的異文可能另有淵源，不排除其抄録時參據了其他校本或抄本。
通過以上對影宋本異文的統計分析，可以推知，毛、黃本的錯訛應當大致反映了宋蜀刻大字本《孟子音義》的原有面貌，作爲影宋本祖本的宋蜀刻大字本的確疏誤較多。其中有些訛誤，如“礻衤”、“扌木”、“未末”、“商啇”、“刺剌”、“棘<束+束>”、“汜氾”、“郤卻”、“搏摶”、“愽博”、“門鬥”之混用等，是版刻中較爲常見的手民之誤，在宋代版刻中固屬常見，尚不足爲怪。而其他誤字，諸如下丁、音皆、舍含、筧莧、慎傎、各吝、桶桷、仍仞、氏緜、罪鼎、亡土、比此、肓盲、目日等等，如許魚魯之訛在篇幅不大的《音義》中集中出現，則令人不得不承認，作爲影抄本底本的宋蜀刻大字本，或許正如段玉裁所云，“述古底本非善刻也”，[52]其刊刻質量委實不盡如人意。與《孟子音義》大概同時刊刻的宋蜀刻大字本《孟子》，從現存影印本來看，也存在不少脫誤。據筆者校勘，其中既不乏常見的版刻訛字，諸如“礻衤”、“扌木”、“未末”、“刺剌”、“郤卻”、“愽博”、“門鬥”混用等，也有生王、若苦、詩時、諫謀、意患、壤壞、問聞、未木、漉瀌、万方、民氏等形近誤字，還有數處脫文。其文字訛脫情形與《孟子音義》相近，惟誤字占比較《音義》爲低。南宋孝宗時蜀刻大字本《孟子》及《孟子音義》皆當祖出北宋監本，但因缺乏蜀本之前的版本實物及相關文獻，其訛脫來源尚難以追溯，推測其誤既有承襲祖本者，也有校刻不精而新致誤者。
儘管蜀刻大字本《孟子音義》各種訛誤不少，但作爲宋本畢竟淵源較古，相比後世諸多校刻本，更接近《音義》祖本，因而其文字仍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值得我們加以研究利用。筆者將影宋三本與清代通行諸本相校，其異文較諸本爲是或兩通者約近百條。限於篇幅，此處列舉代表性的數例如下，以見宋本之異文優勝處。
1.《孟子題辭》“趙生”條，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生”，通、孔、韓、庫、盧本作“注”。按《音注孟子》作“生”，而《孟子注疏》正義引作“注”，疑通、孔諸本據注疏本改。孫奭《音義》乃以趙注本爲據，注疏本於孫奭身後晚出，爲託名孫奭之僞作，[53]且正義引趙注及章指時多所刪節改易，故不應以注疏本爲據。此處當作“生”爲是。
2.《梁惠王下》“孰樂”條“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事’皆同”，“事”字，通、孔、韓、庫、盧諸本作“字”，許、粵本同影宋三本作“事”。按，“樂其事”見於此章“莊暴見孟子”章章指，若作“‘樂其’字皆同”，似文義亦通，但按諸《音義》文例，類似列舉字詞“某某皆同”或“某某同”者皆無“字”字，故此處應以作“事”字爲是。
3.《滕文公上》“不與焉”條，“丁音豫”，“丁”字通、孔、韓、庫、盧諸本皆作“下”。按，此與表一第2條 “下子小切”情況相同，如繆氏所說，如所出音釋僅兩字中之下字注音則不言“下”，故此處當以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丁”爲是。
4.《離婁上》“惡死”條，“下惡醉、所惡皆同”之“所惡”，通、孔、韓、庫、盧諸本作“喻惡”。按：“惡醉”見於本篇“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是由惡醉而強酒”，“所惡”見於後文“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所惡勿施爾也”。而“喻惡”不見於經注本《孟子》及八行本《孟子注疏》。核元刻明修本、閩、監、毛三本及阮本《孟子注疏》，“是由惡醉而強酒”下趙注文末較經注本及八行本衍“喻惡亡而樂不仁也”句，可知通、孔等諸本作“喻惡”乃據晚出之注疏本誤校改。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所惡”是。
5.《離婁下》，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三十三章”，通、孔、韓、庫、盧俱作“三十二章”。按，宋蜀刻大字本《孟子》本篇實爲三十三章，《音注孟子》本篇亦題作“三十三章”，當以作“三”爲是。
6.《離婁下》“田菜”條“《禮》曰大夫有菜以處其子孫”，“有菜”之“菜”字，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菜”，通、孔、韓、庫、盧諸本作“采”。按，該句“《禮》曰”云云，出自《禮記·禮運》，通行《禮記》各本皆作“采”，通、孔諸本蓋因此而作“采”。但“菜”通“采”，亦有采地義。此處《音義》釋“田菜”之“菜”，按諸上下文“丁云：菜謂菜地。菜之言采也，故《禮》曰……”云云，《音義》原文引《禮記》應作“菜”。
7.《萬章下》，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作“凡九章”，通、孔、韓、庫、盧諸本俱作“凡七章”。阮校云：“七當作九。”[54]按，宋蜀刻大字本《孟子》本篇實爲九章，《音注孟子》本篇亦題作“九章”，當以作“九”爲是。
8.《萬章下》“傳質”條，影宋三本及通、孔、韓、庫本皆作“丁讀如贄”，“贄”字旴郡本《孟子》、《音注孟子》同，盧、許、粵本作“字”。李愛國文指出，“按照《音義》音注體例，若是‘如字’，通常無‘讀’字，直接寫‘丁如字’”。[55]所言是，此處作“字”誤。
9.《盡心上》“樂莫”條，“下樂在、樂善、樂其、所樂、樂堯、樂義、之樂、樂風、樂爲、而樂、樂而、三樂、樂也、所樂、樂之皆同”，其中“樂堯”之“堯”，影宋三本及粵本作“堯”，通、孔、韓、庫、盧、許諸本皆改作“道”。按《孟子》原文，“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樂堯”前後文皆有“樂道”一詞，但孫氏這裡並未列舉本篇所有“樂”字相關語詞，則“樂堯”可能爲《音義》原文，不改爲是。
10.《盡心下》“皆樂”條“下樂工、樂者、樂道、般樂皆同”（即表二第54條），“工”字，通、孔、韓、庫、盧本作“其”，許本作“五”，影宋三本及粵本作“工”。粵本曾冕士校曰：“當作‘樂音’。工乃音之殘文，其乃音之誤。”[56]按《孟子》趙注，該條“皆樂”詞頭出自《盡心下》“孟子曰民爲貴”章注“天下丘民皆樂其政”，通、孔、韓、盧本作“其”，是又將“皆樂”之“樂”與下“其”字連屬，遂致一“樂”字而重出，殊不合體例，屬誤改。“皆樂”後又一“樂”字核諸《孟子》趙注原文，當出自“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注“耳之樂音聲”。該文經注本諸本皆作“樂音聲”，八行本、阮本等注疏本則作“樂五音”，當依經注本作“音”爲是。許本作“五”，當係據注疏本誤改。影宋三本及粵本作“工”，則如曾氏所云，尚保留部分原貌。
11.《盡心下》“有殍”條“張音孚”，“孚”字許、粵本作“莩”，影宋三本及通、孔、韓、庫、盧諸本皆作“孚”。按《廣韻》三十小，“莩”字平表切，同殍，“又音孚”，可見“莩”字亦有“孚”音。李愛國先生認爲用孚或莩均可，“究竟張氏原本用何字，已難考察”。[57]但按諸旴郡本《孟子》、《音注孟子》，二本皆作“孚”，可知影宋三本及通、孔諸本作“孚”應近是。
12.《盡心下》“榱題”條“題，頭也”，“頭也”釋“榱題”之“題”，通、孔、韓、庫、盧諸本皆脫“頭”字，影宋三本及許、粵本不脫，當是。
13. 《孟子音義》里有大量的反切注音，大都是作“某某切”，但影宋三本有5處皆作“某某反”，與其他諸本不同（參見表三）。[58]關於反切後綴，學界一般認爲，唐代及之前的反切作“某某反”，典型例證如《經典釋文》，而“某某切”大約在中晚唐才開始出現。有學者根據《文選》的版本演變推知，反切後綴大規模地改“反”爲“切”始於北宋國子監本，即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鉉校定《説文解字》與之後一系列官方書籍的印刻。[59]《孟子音義》撰作並刊行於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正處於北宋初年改“反”爲“切”的演變時期，故其反切注音主要采用了當時流行的“某某切”，而影宋三本殘存的作“反”的少量例證，應當是孫奭撰作時對前代舊有注音格式之沿用，屬於改而未盡者，恰恰反映了反切後綴演變過程中的歷史真實。清代後出的諸本將“反”字改爲整齊劃一的“切”字，反而泯滅了孫奭注的原貌。
綜上可見，宋蜀刻大字本《孟子音義》儘管疏誤不少，刊刻質量並非上乘，但因其未經後人校改，其訛誤相對而言亦較爲明顯，“誤之迹往往可尋”。[60]清代後出諸刻本或抄本，雖校改了不少宋本顯誤之字，但所改之處難免有誤改臆改者，且因其校改依據來源複雜，其誤往往有隱晦不易發現處，如前列1、4、10等條，經與影宋本比勘，方知諸本乃據晚出之注疏本誤改；再如後出諸本將幾條反切綴語改“反”作“切”，若非校勘影宋本，則難以知曉孫奭注本之原貌，此正可見宋本之可貴處。而在宋本無存的情況下，影宋本綿延一線之傳，其文獻價值自不可泯，理應引起學界的重視，並在今後的整理研究中進一步加以利用。
表三
注释：
[1]參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四，上海：大東書局1935年版；（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三《藝文》“景德校諸子”條，影印光緒九年浙江書局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815頁。
[2]（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三《藝文》“景德校諸子”條，第815頁。
[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0册，第11981頁。
[4] 宋本《孟子音義》在明清之際的庋藏情況，可參看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293頁。
[5] （清）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三經音義》卷末，頁一，清嘉慶十八年士禮居刻本。
[6]參見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03頁。
[7]此本之情況可參看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第113-115頁。
[8]石祥《歷史中的“大字”與“中字”：宋元刻書實態的一個初步假說》考證《周禮》等蜀刻大字本規格，其版框高度23.5~23.8cm、寬度16~17.2cm，平均每字1.48×2cm。（《歷史文獻研究》第46輯，揚州：廣陵書社2021年，第30頁）依此計算方式，毛本版框高度24.2cm、寬度16.7cm，平均每字1.34×1.67cm；天禄琳瑯舊藏抄本版框高度23.6cm、寬度17.2cm，平均每字1.31×1.72cm，皆與蜀刻大字經注本相近。影抄本一般同大影寫原刻，因而此數據應能大致代表宋蜀刻本《孟子音義》之規格。
[9]參見劉薔《天禄琳瑯知見書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頁。
[10]（清）陳鱣《經籍跋文》“宋本《論語音義》跋”條，影印別下齋校本，《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5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11]參見王耐剛《〈孟子〉趙注流衍研究》，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4年6月，第170-172頁。
[12]（清）陳鱣《經籍跋文》“宋本《孟子音義》跋”條，第99頁。
[13]（清）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頁三七上，《皇清經解》本。
[14]參見王耐剛《〈孟子〉趙注流衍研究》，第172頁。
[15]（清）段玉裁《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經韻樓集》卷四，頁三七上至三九上。
[16]（清）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三經音義》卷末，頁一上。
[17]（清）段玉裁《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經韻樓集》卷四，頁三九上。
[18]關於《孟子音義》的版本考察，參見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第292-313頁；王耐剛《〈孟子〉趙注流衍研究》，第166-178頁。又，李愛國《孟子音義校正》（《湖北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第130-134頁）選取四庫全書本、微波榭本、通志堂本、士禮居本、粵雅堂本做了校勘。
[19]毛本《孟子音義》之遞藏，可參看《蘇州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之《三經音義·前言》，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頁。
[20]（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附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頁。
[21]《潘天禎文集》下編《毛扆書跋零拾》，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頁。又參劉奉文《汲古後人毛斧季行年事跡考》，《北京圖書館館刊》1993年Z2期，第137頁。
[22]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三十三下、三十七上。
[23]《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四册），影印清抄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24、225頁。
[24]（清）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一之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25]（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録《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頁。
[26]（清）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三經音義》卷末，頁一下。按，香嚴書屋爲周錫瓚藏書樓。
[27]（清）陳鱣《經籍跋文》“宋本《論語音義》跋”條，第91頁。
[28]查今存世周錫瓚書目兩種：《琴清閣書目》（國家圖書館影印香嚴書屋稿本）、《漱六樓書目》（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皆未見此三種毛本《音義》著録。
[29]（清）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一之上，第36頁。
[30]（清）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一之上，第37頁。
[31]（清）陳鱣《經籍跋文》“宋本《孟子音義》跋”條，第98-99頁。
[32]（清）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頁十五下，清道光二十七年海昌蔣氏刻本。
[33]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5頁。
[34] 以上據（清）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三經音義》卷末，頁一至二。
[35]《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 經部》，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版，第229頁。
[36]（清）黃丕烈《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三經音義》卷末，頁一上。
[37] 關於黃氏影刻宋本時的處理方法，可參看喬秀岩《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標準問題》，《文獻學讀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54-55頁。
[38]（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禄琳瑯書目 天禄琳瑯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5頁。
[39]參見劉薔《天禄琳瑯知見書録》，第274頁。
[40]（清）何焯《義門先生集》卷九，頁二上，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41]潘天禎先生認爲何焯所言“爲東海司寇購得”云云“蓋微言也”，實際爲徐乾學豪奪而去。（見《潘天禎文集》下編《毛扆書跋零拾》，第286頁。）顧永新先生認爲，徐乾學所得應包括《趙注孟子》和《音義》兩種。（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上册，第293頁。）今存徐乾學《傳是樓宋元版書目》中未著録此本，《傳是樓書目》中則著録“《孝經釋文》一卷附《論語》《孟子音義》 一本”（《傳是樓書目》“經部”，頁四八下，清陸香圃三間草堂抄本），亦不似該本。又著錄“《孟子》十四卷趙岐注 一本”（同前書，頁五二上），不詳何本。
[42] 爲避免繁冗，避諱之異同未計入；己、已、巳版刻混用字之異同未計入。表二“汏汰”、“<辶+木>述”等少末點的不規範書寫亦不計入。
[43]《天禄琳瑯叢書》本，民國二十年（1931）故宮博物院影印。
[44] 民國五至六年（1916-1917）羅振玉《吉石盦叢書二集》影印日德富氏成簣堂藏本。
[45]（清）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二之下，第181頁。
[46] 第12條、32條梱字、隗字眾本中僅天禄本誤，疑是天禄本抄録時致訛。第35條“曾晳”之“皙”字，爲皙字之省訛，雖然天禄本、四庫本、許本同誤，但晳、皙極易混淆，亦疑是各自抄録或版刻致誤。
[47]（清）繆荃孫《孟子音義札記》，《繆荃孫全集·雜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頁。
[48] （清）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頁三八上。
[49]（清）阮元《孟子音義校勘記》卷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影印南圖藏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頁。
[50]《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
[51]經筆者核校，全本僅兩處“關西”字影印本有而天禄本無，當爲漏抄。
[52]（清）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頁三九上。
[53]參看李峻岫《〈孟子〉疏作伪问题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第64-72頁。
[54]（清）阮元《孟子音義校勘記》卷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第546頁。
[55]李愛國《〈孟子音義〉校正》，第133頁。
[56]（宋）孫奭《孟子音義下》，影印咸豐十年（1860）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本，《叢書集成新編》第39册，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4頁。
[57] 李愛國《〈孟子音義〉校正》，第134頁。
[58]《梁惠王上》“數口”條“丁色主切”及《公孫丑上》“徹”字條“直列切”，二“切”字，惟四庫本作“反”，影宋三本及其他諸本皆作“切”。此二條應係四庫本誤改，與其他諸條情況不同，故未列入表三。
[59]韓丹、黄笑山《也談改“反”爲“切”——以<文選>諸版本音注術語的演變爲切入點》，《漢語史學報》第二十二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14頁。